达尔文说,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有共同的祖先。他还进一步推断,人类特有的情绪反应,也是长期进化的产物。情绪很可能是原始人类适者生存的关键机制。这一观点几十年来一直被忽视,但直到最近几年,人们才认识到其真正的重要性。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情绪,是一个强大的进化工具,实质上是人类给世界上所有事物和行为赋予意义的一种心理机制。它将感官接收到的所有数据简单粗暴地分为两大类,好的—对我有利的,或者坏的—对我有害的。大自然这一简单定型的结果是,它还引入了这样的机制,即:所有个体都积极趋向有利的刺激即奖励,或努力避开有害的刺激即逃避惩罚。尽管所有生物都有趋利避害的倾向,但在人类身上,情绪是独特的实现趋利避害的强大武器。根据加拿大神经学家PeterShizgal的观点,情绪在对“效用”进行计算时起作用,情绪为人类设定了无数的偏好,如甜和苦,冷和热,森林和沙漠,干净和肮脏,大胸和平胸(嘿嘿),勇敢和懦弱,等等。在这里,效用一词跟现代经济学中的含义那样完全一样。推广而言,生命就是一个理性的消费者,它会自动地偏好任何能增加其生物适应性(说的再直白点,就是食物和性)的“商品”。我们可以将增加生物适应性的效用统称为“达尔文效用”。
那么情绪,是如何增加人类的达尔文效用的?
情绪,是一个自动的无意识的机制,让我们偏好任何能让我们高兴的东西,远离哪些让我们痛苦、不适的东西。情绪对人类思想和行为的无所不在、难以觉察的控制和影响,甚至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和巨大威力。不妨静下心来,试着隐藏一下你对可口的美食、寒冬里的被窝的情绪偏好,你就会意识到,这些情绪反应就是天生的,我们无法控制它的产生、波动和消失,尽管我们强装着不动声色。
亿万年的进化,不仅给了我们各种感官来收集外部环境的多样化状态信息,也给了我们一个内生的过滤机制——情绪,来给周遭状况做一个简单的整体定性。
情绪,还可以驱动个体的投入程度,它使得个体行为与之前的经验相一致,从而大大促进了人类的学习效率,从而积累了大量的适应外部世界的知识和经验。大自然设定的二分法强化了对个体有利的行为,弱化/减少了不利行为。
还有一点,趋利和避害,这两者在程度上市不对等的。伏尔泰说,快乐只是幻觉,痛苦才是真实的。人们往往记不住转瞬即逝的快乐,却对痛苦和伤疤记忆犹新。文明史上的大多数流传下来的杰作都是悲剧,基本能证明这一点。行为金融学中的“损失厌恶”,也能说明这一点:对投资者来说,损失一块钱带来的痛苦程度远远要大于赚取一块钱带来的开心程度。
那些非常简单的生命体是没有情绪的,它们也不依赖情绪而生存的。人能意识到某个情绪是我自己的情绪,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可能构成了自我意识的一部分。这跟人类大脑皮层形成意识的独特性质有关。
我们跟其他动物一样的地方在于,人类的两大类情绪——积极的和消极的——在大脑中都有不同的分区。积极情绪围绕着奖励中心,而消极情绪围绕着惩罚中心。这些区域都通过一个共同的神经通道-大脑边缘系统相联系,通过下丘脑外侧到达腹侧被盖区和伏核。大脑的其他奖励区域最终会汇集到此边缘系统。
人类能够体验痛苦和快乐,不仅与大脑中与所有脊椎动物一样的较早进化的部分有关,但也逃不掉与最新的进化发明有关——新皮层,即大脑中与自我意识有关的部分。实际上,大脑不过就是我们体验世界的器官,包括我们感觉到快乐和疼痛,我们渴望发现如何将痛苦最小化快乐最大化。
一旦有了自我意识,情绪就开始成为一种新的进化力量。情绪进化帮助个体增强达尔文适应性,即增加个体生存/繁殖的成功概率。达尔文自己也认为,原始的情绪,而不是自然选择,最终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萌芽和进化。情绪进化导致的寻求快乐逃避痛苦使人类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物种——总是寻求放大那些感官体验为快乐的东西,而这可能是文化进化的主要驱动力。于是,文化进化,比生物学进化在速度上快了好几个数量级。文化进化使得情绪从单纯提高达尔文适应性的角色中独立出来,实现了更高级的功能。好的情绪从达尔文式的“好”如快感体验中分离出来,从而达尔文效用已经被所谓的享乐主义效用所取代,人类已经变成一个独特的追求享乐的情绪化物种。
挺好的,祝你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