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说，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有共同的祖先。他还进一步推断，人类特有的情绪反应，也是长期进化的产物。情绪很可能是原始人类适者生存的关键机制。这一观点几十年来一直被忽视，但直到最近几年，人们才认识到其真正的重要性。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情绪，是一个强大的进化工具，实质上是人类给世界上所有事物和行为赋予意义的一种心理机制。它将感官接收到的所有数据简单粗暴地分为两大类，好的—对我有利的，或者坏的—对我有害的。大自然这一简单定型的结果是，它还引入了这样的机制，即：所有个体都积极趋向有利的刺激即奖励，或努力避开有害的刺激即逃避惩罚。尽管所有生物都有趋利避害的倾向，但在人类身上，情绪是独特的实现趋利避害的强大武器。根据加拿大神经学家PeterShizgal的观点，情绪在对“效用”进行计算时起作用，情绪为人类设定了无数的偏好，如甜和苦，冷和热，森林和沙漠，干净和肮脏，大胸和平胸（嘿嘿），勇敢和懦弱，等等。在这里，效用一词跟现代经济学中的含义那样完全一样。推广而言，生命就是一个理性的消费者，它会自动地偏好任何能增加其生物适应性（说的再直白点，就是食物和性）的“商品”。我们可以将增加生物适应性的效用统称为“达尔文效用”。
那么情绪，是如何增加人类的达尔文效用的？
情绪，是一个自动的无意识的机制，让我们偏好任何能让我们高兴的东西，远离哪些让我们痛苦、不适的东西。情绪对人类思想和行为的无所不在、难以觉察的控制和影响，甚至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和巨大威力。不妨静下心来，试着隐藏一下你对可口的美食、寒冬里的被窝的情绪偏好，你就会意识到，这些情绪反应就是天生的，我们无法控制它的产生、波动和消失，尽管我们强装着不动声色。
亿万年的进化，不仅给了我们各种感官来收集外部环境的多样化状态信息，也给了我们一个内生的过滤机制——情绪，来给周遭状况做一个简单的整体定性。
情绪，还可以驱动个体的投入程度，它使得个体行为与之前的经验相一致，从而大大促进了人类的学习效率，从而积累了大量的适应外部世界的知识和经验。大自然设定的二分法强化了对个体有利的行为，弱化/减少了不利行为。
还有一点，趋利和避害，这两者在程度上市不对等的。伏尔泰说，快乐只是幻觉，痛苦才是真实的。人们往往记不住转瞬即逝的快乐，却对痛苦和伤疤记忆犹新。文明史上的大多数流传下来的杰作都是悲剧，基本能证明这一点。行为金融学中的“损失厌恶”，也能说明这一点：对投资者来说，损失一块钱带来的痛苦程度远远要大于赚取一块钱带来的开心程度。
那些非常简单的生命体是没有情绪的，它们也不依赖情绪而生存的。人能意识到某个情绪是我自己的情绪，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可能构成了自我意识的一部分。这跟人类大脑皮层形成意识的独特性质有关。
我们跟其他动物一样的地方在于，人类的两大类情绪——积极的和消极的——在大脑中都有不同的分区。积极情绪围绕着奖励中心，而消极情绪围绕着惩罚中心。这些区域都通过一个共同的神经通道-大脑边缘系统相联系，通过下丘脑外侧到达腹侧被盖区和伏核。大脑的其他奖励区域最终会汇集到此边缘系统。
人类能够体验痛苦和快乐，不仅与大脑中与所有脊椎动物一样的较早进化的部分有关，但也逃不掉与最新的进化发明有关——新皮层，即大脑中与自我意识有关的部分。实际上，大脑不过就是我们体验世界的器官，包括我们感觉到快乐和疼痛，我们渴望发现如何将痛苦最小化快乐最大化。
一旦有了自我意识，情绪就开始成为一种新的进化力量。情绪进化帮助个体增强达尔文适应性，即增加个体生存/繁殖的成功概率。达尔文自己也认为，原始的情绪，而不是自然选择，最终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萌芽和进化。情绪进化导致的寻求快乐逃避痛苦使人类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物种——总是寻求放大那些感官体验为快乐的东西，而这可能是文化进化的主要驱动力。于是，文化进化，比生物学进化在速度上快了好几个数量级。文化进化使得情绪从单纯提高达尔文适应性的角色中独立出来，实现了更高级的功能。好的情绪从达尔文式的“好”如快感体验中分离出来，从而达尔文效用已经被所谓的享乐主义效用所取代，人类已经变成一个独特的追求享乐的情绪化物种。
挺好的，祝你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