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80年代初，炒楼风最炽热时，炒家索性整幢大厦炒卖，形成“炒大厦”、“炒酒店”热潮。当时中环、湾仔、尖东等各繁华商业区频频传出整幢商业大厦以高价易手的消息，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金钟的金门大厦，中环的联邦、国际两幢大厦的炒卖。金门大厦在1978年12月至1980年9月期间3次转手，售价从7.15亿元增加到16.8亿元，短短不到两年时间内升幅高达135%。联邦、国际两幢大厦在1980年8月至1981年1月期间两次转手，售价从10.89亿元升至22.35亿元，短短半年间升幅逾1倍。
炽热的炒楼风进一步推动地价、楼价上升，已远远脱离当时香港市民的实际承受能力。据统计，1975年香港中小型住宅楼每方尺约230元，一个400方尺（按：十方尺相当于约一平方米）住宅单位售价约9.2万元。当时，香港市民家庭平均月入1300元（按夫妻俩人工作计算），购买一小型住宅单位的款项相当于市民70.8个月（即约6年）工资。然而，1981年地产高峰时，小型住宅单位每方尺售价已升至约1000元，一个400方尺住宅单位售价增加到约30万元，而市民家庭平均月入约3000元，即购买一小型住宅单位的款项已相当于市民101.5个月（即约8年半）工资。
当时，香港的楼价并非建立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一般市民的支付能力上，当消费者的工资收入远远追不上楼价升幅时，楼价下跌便势所难免。1981年，香港地产市道已转趋呆滞，空置单位大增，1980年新建住宅楼宅中，空置率已高达41.3%，大量单位滞留在大小炒家手中。地产市道的下调，只是迟早的问题。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开始过热，通货膨胀率已达到15%以上，但1978年香港的优惠利率平均只有6.68%，而楼宇按揭利率平均为10.62%，形成市场对资金的需求有增无减。期间，港元汇率因外贸赤字增加（地产狂潮中，香港建筑材料进口大增，亦令贸赤增加）而偏软，刺激利率上升。1980年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实施紧缩货币政策打击通胀，更推动香港利率大幅急升。1981年10月7日，香港最优惠利率升至20%的历史高水平，楼宇按揭利率更升至21%，对置业者产生巨大的阻吓力。（见表3.5）这时期，港府又修订卖地政策，取消“分期付款买地”，令发展商购买土地的成本（利息）更形沉重。
1981年，银行和财务公司贷款买楼的增长率相当惊人，分期付款买楼的贷款达155.56亿元，比上一年度增加30%。然而，到了该年第四季，银行在分期付款方面的贷款已经几乎没有增加，银行对地产贷款已转趋审慎，有的借出贷款时，除了要看所按揭楼宇是否物有所值之外，还要看贷款人的偿还能力。有的银行还订出新的楼宇估值办法，即楼宇面积不再按建筑面积计算，而是以实用面积计算，按揭成数亦压低至6成。1981年7月，港府实行金融三级制，加强对财务公司管制，结果令财务公司的短期存款大减，加速信贷收缩。
1982年，是香港地产业过去七八年间最暗淡的一年，地价、楼价、租金全面大幅下跌，官地拍卖会上投资者竞投兴趣普遍低落，冷落场面迭现，很多时候拍卖官在无可奈何之下被迫将多幅官地收回。据统计，1984年港府共推出50幅官地，上半年占30幅，其中6幅因无人承价而收回，而下半年则有20幅，其中7幅收回。
地产市道崩溃，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地价。1982年，香港地价普遍下跌40%至60%不等，跌幅最大的是工业用地和高级住宅用地。九龙湾工业用地的售价，按楼面面积计算，从1980年12月每方尺360元的最高水平，跌至1982年10月的每方尺25元，跌幅高达93%。港岛南湾道一带的高级住宅用地，亦从1980年9月每方尺1502元的最高水平，跌至1982年5月的每方尺540元，跌幅为60%。地价大跌，导致港府财政收入大减，1982/1983年度港府财政收支即出现39.35亿元赤字；售地收入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亦从1980/1981年度的35%，降至1981/1982年度的29%，及1982/1983年度的15%。
地价大跌带动楼价、租金大幅下挫。1982年，住宅楼价普遍比高峰时期下跌3成至4成，如北角住宅楼价就从1981年底每方尺1067元跌至1982年底的每方尺664元，跌幅达38%。中区甲级写字楼月租亦从1981年中最高峰期的每方尺28元至30元，跌至1982年底的每方尺21元至24元，跌幅约20%至25%。
市道低迷，令成交萎缩，楼宇空置增加。1982年各类契约（包括楼宇及私人土地买卖）登记总数为16.5万宗，总金额为994.7亿元，分别比1981年下跌13%和21%。1982年底，香港私人住宅空置单位为3.17万个，空置率达6%，其中大型住宅单位更达9.1%；商业楼宇空置面积达586.6万方尺，空置率为10.7%，其中办公室更达17.6%；工业大厦空置面积达1 312.1万方尺，空置率达10.5%，都处于历史上最高或极高水平。据一个研究小组的调查，当时香港地产业积压的资金，可能高达50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