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资产价格的拐点是高难度动作。格林斯班干过这事儿。他1996年说的“irrational exuberance” 后来成了名言。当然他错得很远:早了4年。美国福特总统任内的财政部长 William Simon 讽刺经济学家时说, 经济学家对各种指标的预测带着小数点,是为了显示他们富有幽默感。
我很崇拜的一位基金经理曾经告诫我,Analyze,but do not predict (分析,但不要预测)。他说,对政治、经济和企业我们都要认真研究,但不要预测未来,不要预测股票指数的点位,或者单个股票或者房子在未来的价格,更不要用钱去表达你的预测。
当然,这位智者的意思不是叫我完全不做预测。作为投资者,我必须有一个最起码的预测,我的投资终究能赚钱。否则,把钱存到银行不是更好吗?这位智者解释道,优秀公司的股票终究会上涨,但是在时间上你是无法把握的。在有些情况下,你可能只需要等几天或几周,但在另外的情况下,你可能要等几年甚至更久。很多人声称自己是长线投资者,但真正做到长期投资的人太少了,因为耐心的等待也许是一个考验人的孤独的游戏。当贵的股票变得越来越贵,便宜的股票变得越来越便宜时,即使最有信心的人们也终于放弃了他们的信念。九十年代,很多投资者一直成功地抵抗了互联网泡沫的诱惑,但在那个泡沫即将破灭的关键时刻突然意志薄弱,功亏一篑。世界上有大量的对冲基金用数学模型作为投资的主要甚至唯一指导。比如,两只股票的价格的相互关系,两种货币的相互关系,股票与可转换债券的关系,几种不同的利率之间的关系,不同商品的比价变动,等等。
在一般情况下,聪明的基金经理们可以通过数学模型或者回归分析等找到这样和那样的规律。让我举一个过分简单化的例子。在过去10年,甲股票一般比乙股票贵40%,如果有一段时间,甲股票突然比乙股票贵了70%,这时候就会有对冲基金抛空甲股票,买入乙股票,等待这种巨大的差距恢复到原来的40%。但是,问题在于,世界上的例外太多了。这种差距不仅有可能得不到恢复,还有可能加大。在2008年前的几十年里,不同类别的资产,如黄金,其他矿产品,和股票的价格似乎不相干。所以,以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基金会为代表的投资者们在最近十年里基本上把他们的风险分散策略建立在这些资产的价格相对独立的前提之下。当然,这种独立性也包括各种资产在地域上的分散化。但是,2008年全球银行危机爆发时,所有这些相对的独立性以及原有的资产价格比例关系全部破裂了,使大量的资产管理公司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或者被迫关门。
有人可能辩解,“可是2008年的大危机是百年不遇的,只有在这种时候,那些规律才被打破”。真的吗?在本人不算长的投资银行生涯里(16年),我就经历过了1997年的亚洲危机,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2008年全球性的危机,以及若干比较小型的动荡。资本市场上的多数规律或相关关系都会被这些动荡所冲破。最后留下来的只有一条规律:“世事不确定,不可测”。如果你一定要做预测,明智的办法是,不做短期预测,只做中长期预测,只做中长期内方向性的模糊预测。我们经常看到评论员们急于频繁地发布他们的预测,而且是短期内(几个月内)各种资产价格(股价,楼价,铜价或汇率) 的预测。当然,做这样的预测,出错误是必然的,不出错误是偶然的。市场上有深谙其道的人们常常讲此笑话,“你可以预测时间,你也可以预测价格,但千万不要同时预测两者”。
买窝轮或者权证就是做短期预测的实际表现,因为窝轮一般只有几个月的期限,过了期限它们就变得一文不值。预测股票在一两年内的目标价格当然也属于高危行为。只做中长期预测(而在短期内,比如一两年内,完全把自己当傻瓜),这也需要你有抗风险的能力,不能靠借贷来购买股票,或者把负债率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
对基本面的分析已经十分不容易,而即使你把它弄明白了,它也可以被各种因素拖后或者抵消。这就使投资预测变成了双倍的困难。很多人自吹自擂,“去年我成功地预见了这或那,而忘记了一个大实话:一个完全停止了的钟每天也会有两次的正确”。大量的所谓专家都是碰运气,把什么事情蒙对了一两次而荣升专家的。我在1998年以后,也因为在股市上蒙对了一两回,而连续5年被国际基金经理们评为最佳中国分析员,而且人们很慷慨,完全忘记我屡屡出错的时候。要获得专家头衔真容易。